304am永利集团王德威教授致聘仪式及学术讲座

发布者: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:2017-10-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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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转自南开新闻网讯(记者 郝静秋 摄影 任永华)10月24日,著名学者、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暨比较文学系教授王德威受聘为304am永利集团客座教授。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、304am永利集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、304am永利集团讲席教授陈洪在东方艺术大楼逸夫厅为王德威致送聘书,并向他加盟南开表示热烈欢迎。304am永利集团负责人及300余名师生一同参加。

  陈洪在致聘仪式上说,我们处在一个丰富而复杂的时代,需要用不同的角度和眼光来看待世界。王德威教授有着丰富的人身经历、知识结构、研究方法,他的加盟将助力南开学子开阔胸怀,打开视野,进一步加深对多元文化、文明的深层理解。

  王德威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,并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(University of Wisconsin)比较文学系先后获得文学硕士、文学博士学位,先后任台湾大学外文系副教授,哈佛大学东亚系助理教授,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副教授、教授,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,2004年至今,任哈佛大学东亚系Edward C. Henderson讲座教授及比较文学系教授。

  王德威在致辞中谈道,304am永利集团文化底蕴浓厚,在海内外有着知名的学术影响力,非常荣幸此次能够加盟南开,希望今后与南开进一步密切联系,为学校的发展能够作出积极努力。

  据介绍,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历经了三个世代。夏志清先生作为第一代代表人物,在20世纪60年代冷战的国际局势下,用新批评的审美标准书写了《现代中国小说史》,第一次让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国际学界的视域之内,也挖掘出曾一度被政治风尘所遮蔽的张爱玲、沈从文、钱钟书等。李欧梵先生是第二代的代表人物,他在夏志清先生的基础之上,对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浪漫主义、现代主义思潮的关系做了进一步梳理,让美国学术界更加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流变,也曾带给中国学者对现代中国文学的“现代性”的进一步思考。

  王德威是第三代代表人物,正努力建构起整个华语写作的国际版图。作为当今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界最富声望和影响力的领军人物,他的英文著作《被压抑的现代性》(斯坦福大学出版社)、《历史与怪兽》(加州大学出版社)、《史诗时代的抒情》(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)、等都是在美国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的重要作品。他的中文著作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也是开风气之作。1998年,王德威的《想像中国的方法》一度风靡整个学界。“没有晚清,何来‘五四’?”更是成为学界名句,这本书至今仍是晚清中国文学方向研究生的必读书目。其后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十讲》、《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》、《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》等都是获得学界好评的重要著作。今年5月,王德威主编的《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》(英文版)(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)一书在美国上市,他在书中又尝试了文学史新的撰写方式,力图以新的理论构架、新的诠释方式来呈现复杂、多面、不同文化互动的文学面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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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在当天的“‘世界中’的中国文学:一本文学史的生成”专题讲座中,王德威介绍了《新编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》一书在编写和实践过程中遇到的挑战,试图启发大家在中文语境、非中文语境等不同语境下,如何重新思考、看待、研究中国的文学史。

  这部新编中国文学史,是哈佛大型国家文学史系列之一。1989年,该系列出版了第一本《法国文学史》,此后28年里,又出版了《德国文学史》和《美国文学史》。中国文学史共有143位作者参与,包括161篇文章,按照编年体系,以散点辐射的方式构成。每篇文章只写一个时间点,讲一个故事,深入浅出,而这些不同的时间点则汇集成了一张“星座图”。

  王德威认为,中国文学的“文”源远流长,意味着图饰、样式、文章、气性、文化与文明。“文”是审美的创造也是知识的生成,而文学就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,从一个地域到另一个地域,对“文”的形式、思想和态度流变所铭记和被铭记的艺术。面对文学,我们不仅仅是追求与“再现”,更应是一种彰显。这一彰显的过程也体现在身体、艺术形式、社会政治乃至自然的律动上。据此,在西方虚与实、理想与模拟的典范外,现代中国文学也强烈要求自内而外,同时从想象和历史的经验中寻求生命的体现。

  王德威特别解释了“世界中”的意思,它的英文被写作“Worlding”,是由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的一个术语。海德格尔将名词“世界”动词化,提醒我们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那里,而是一种变化的状态,一种被召唤、揭示的存在的方式,它将持续更新现实、感知和观念,借此来实现“开放”的状态,企图我们在看待文学史时,不要故步自封,缺乏新意。

  “我心目中的文学史,是一个活泼的文学史,是一个有‘文学’意味的文学史,是属于文学人的文学史。”王德威说,他不想再像从前的文学史那样走一个在时间线性化的道路,而是采用一种在时空上“互缘共构”的方法,寻求不同文化的“穿流交错”,追求“文”与媒介的衍生,打破了固化的诗歌、小说、戏剧、散文四大分类,将墓志铭、演说、音乐、电影、报纸、黄梅调与舞蹈史诗、网络文学等都纳入了文学史的考察对象,也涵盖了整个“华语语系文学”,而不仅仅是“中国”文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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