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小蕙(中文系1978级本科生，作家 光明日报《文萃》主编)
我们南开有着极棒、极出色的一个教师群体。我从他们那里终生受益，至今心心念念，有一种“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”的殷殷亲情。
1978年秋天，我在做了漫长的8年青工之后，终于考入304am永利集团中文系，实现了似乎已经永远离我而去的大学梦想。
跨进南开校园的第一周，整个一颗心始终都是坐在炉子上的沸水壶，“咕嘟嘟”地沸腾着：看到花叶葳蕤的南开校园，兴奋；看到绿波荡漾的南开湖水，兴奋；看到高耸入云的教学大楼，兴奋；看到周恩来总理纪念碑以及他的题词“我是爱南开的”，兴奋；看到洁净明亮壮阔的图书馆里有那么多藏书，兴奋；看到从全国各地考来的各位同学精英，兴奋……
然而后来最让我兴奋的，还是我们南开有着极棒、极出色的一个教师群体。我从他们那里终生受益，至今心心念念，有一种“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”的殷殷亲情。
初上宋玉柱老师的现代汉语课时，大家都没重视。况且，宋老师一上来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，板着硬脸，很严厉地斥责我们班上一位逃课的男生：
“进大学，是叫你们读书来了，不是让你写小说来了！不好好上课，躲在宿舍里写小说，歪风邪气！”
“不想上课的，退学！把位置让出来，有的是人想进来呢……”
当时大家都倒抽一口冷气：这老师可真够厉害的！心里多多少少产生了抵触情绪，因为谁上大学不是冲着作家梦来的？何况当时新时期文学又是初露端倪，写小说之风特别兴盛，像我，上大学之前就已经写了好几年，发表过两篇了，怎么舍得就此罢笔？再说，我从小学起就讨厌语法，什么“主、谓、宾，定、状、补”，多么枯燥，不懂它们怎么了，那么多作家不照样写小说？全照它的模子套，还写不出来了呢！
可是本能又告诉我，宋老师说的可能是对的。搞创作，上完大学还可以继续，眼下这课可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，自己的基础本来就差，再不全心全力上课，一辈子都会跟不上趟。我当时心里矛盾得很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好？
谁想宋老师不仅毫不客气地训我们，还苦口婆心地教，还讲究方式方法，更有高超的教学水平。没几天，也不知是怎么搞的，就把我们全班大大小小，一股脑儿全装进他的“牢笼”里，我们全成了他的“俘虏”。他讲课的时候，也不声高，也不卖弄，也不急躁，也不斥责，也不喋喋不休，也不拳打脚踢。只是不急不慢不温不火循循善诱，出神入化地，就把我们这群不怎么愿意听话的“野羊”，领进了现代汉语语法的宏伟殿堂。这时候再看“主谓宾，定状补”、“偏正结构”、“把字句”，不但不再使我们绕着脖子也弄不明白，因而厌烦之、痛恨之，而是成了吸引我们钻进去探险的“仙人洞”，有一阵子，同学们特爱在一起分析汉语“玩”，有的同学还“玩”上了瘾，后来，居然就将“语言学”选择为终生职业。
于今想来，30年都过去了，我还是没搞明白，当初宋老师到底给我们施了些什么“魔法”，怎么就让我们乖乖地心甘情愿地跟着他完成了这门功课？可以说现代汉语语法是我在南开4年里学得最好的一门课，实实在在学到了东西，吃进肚子里面去了。当我大学毕业进光明日报社以后，正赶上报社不少同志补上夜大学，他们拿来了不少语法分析难题，请我们这些来自各个大学的“七七级”和“七八级”做。有人吟哦半天做苦思冥想状，我呢，拿起来一挥而就，手到擒来迎刃而解，大大为我南开露了一次脸。我心里真怀念宋老师，后来才听说，他教我们时，正是他的家境极为艰苦的时期，经济上比谁都拮据，搞得他精神负担极重，可他还是那么尽心尽力，尽善尽美，呕心沥血，卖命不要命地教诲我们，表现出高尚的教师人格。
中文系还有号称“四大才子”的四位古典文学老师，风格很不同，有内向深沉型的，也有翩翩才子型的。宁宗一先生是典型的文人才子，平日里但见他把腰杆一挺，头发一甩，就口若悬河地侃侃而谈，大概是我行我素惯了，有时才气外露到咄咄逼人的程度，也一点儿不惧怕外界舆论，看来他是绝不把“夹着尾巴做人”奉为处世哲学的经典。郝世峰先生则是深不可测的一口井，高高的身躯只给人一个“高”的感觉，不傲，不急，不躁，很谦和很沉稳很有书卷之气，后来他果然就主政中文系，搞得很有中兴的气象。鲁德才先生倒是常能见到，听说他的学问很好，心里面存了尊敬。还有一位大才子罗宗强先生，他原来是中文系的人，可我们上学时被调到《南开学报》去了，“七七级”有的同学的毕业论文是他指导的，非常出色，成为范文，罗先生也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传奇人物。可惜这四大才子一个也没有教过我们，只能远远地仰望——那时我还是一个非常羞涩的小女生，没事的话，绝不敢主动去跟老师们瞎搭茬儿。
教我们古典文学的先生也姓郝，郝志达老师，他也是一位严师，对我们要求得一丝不苟，也没任何客气好讲。记得讲到《诗经?东山》时，一共四段，他指定我们背诵第一段和第三段，说是下节课要检查。到了下节课，说到做到，果然就检查，而且他知道我们女生老实，偏偏叫起两位男生，一人一段。这两位男生可真为我们班争气，不仅悉数背上，还琅琅上口，喜得郝先生连连点头，从此对我们班免却背书检查。
我很感激郝先生的严，《东山》全篇当时都背下了，记得就特别的牢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到福建省东山县去写报告文学，采访对象是当年被国民党抓丁到台湾去的老兵遗属，我心里不停地涌起《东山》诗句。回来动笔写作时，我采来《东山》诗古意，并用“我徂东山，慆慆不归”作为全篇的主调，回环往复，增加了感人的力量。由此可见，当年老师们要求我们好好读书的话还是对的，心中没有诗书垫底，文章也根本写不好。
后来学唐宋时期文学，教我们的是一位女老师，名叫张虹，她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说是老师，其实她也就比我大几岁，实际年龄还不如我们班好几位“老生”大——这也是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的奇观，由于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对教育的破坏，从1966年到1976年，中国的大学11年没有招考，所以1977年恢复高考时，全国有10届初高中学生一起投入高考，一起入学。所以，我们“七七级”和“七八级”，从16岁到32岁的学生都有，也算创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。
张虹老师虽然年纪小，可是她早几年以“工农兵学员”的身份入学，由于成绩好表现优秀，遂被留校当了老师。在当时的南开中文系，她是年龄最小、资历最浅的，可是她非常要强，日夜苦读，殚精竭虑想要把我们教好。看她往讲台上一站，摆开架势，专业术语一串又一串熟练地甩过来，我们大家心里还真肃然起敬。不过她到底又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年轻女孩子，平时愿意和我们女生走近，有一次聊天，她听说我写了一篇小说，非要看看。我心说你是搞古典的，怎么也看当代小说呀？没想到她看完以后，居然按照古典文学的分析方法，把人物、结构、思想性等等分析得头头是道，让我心服口服，对我后来的修改给了很大的帮助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从此我方知道，一个人的学术水平若是在高位，做什么学问都是相通的，这大概就是“融会贯通”的境界吧？可惜的是，偏偏考张虹老师的课时，我因发烧没考好，只得了80分，这是我在整个大学期间最低的分数，到现在都心存歉疚，觉得对不起张虹老师。
从1982年毕业离开南开到现在，已经26个年头了，时光真是一道闪电，那么快地就过去了!但我的南开，我的老师们，一直始终还镌刻在我的心头，永远不敢忘其恩情。
宋玉柱老师、郝志达老师，还有崔宝衡老师、郎保东老师、赵航老师等，基本上都退休了；连当年最年轻的张虹老师也退休了。其实呢，他们只是从形式上退了下来，大多仍然退而不休，在家著书立说——中国知识分子，哪有“退休”这一说呢。我一直还跟老师们保持着联系，读他们的文章，为他们的成就欣喜骄傲，还跟有的老师成为心心相印的谈思想、谈社会、谈时政、谈发展、谈学术、谈文学、谈人生、谈生活、谈孩子……几乎是无话不谈的朋友。老师们的睿智识见、深厚学问以及豁达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态度，至今仍然给我教益多多。
至于我们南开中文系，今天已经是304am永利集团了，换上了一批又一批新的教学精英。除了汉语言文学系，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编辑学系，培养的学生遍布祖国大江南北，广受好评。如今在读的本科生也不是我们上学时的三四百而是逾千名了，还有研究生、博士生、博士后，起点也比我们当年高得多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2004年，我的生命又一次跟母校系在一起，在当年我的研究生师兄、今天304am永利集团副校长陈洪先生和今天南开304am永利集团党委书记乔以钢先生的主持下，我接过紫红色烫金聘书，成为304am永利集团的兼职教授。
当我第一次站在讲堂上，给今天的南开学子们讲课时，我就像30年前考入南开一样，激动得浑身颤栗，难以自持。母校啊，是您培养了我，没有当年您的谆谆教诲和严格要求，就没有我的今天!老师们啊，您们永远是我的先生，我一辈子都会以你们为楷模，不断走出人生的高境界，让南开精神薪尽火传，让你们安心，放心，开心! (来源:人民网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