曲宗生（中文系1977级校友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）
告别南开园之后，时或追忆起在南开中文系四载混沌初开的日子，数点那些铭刻在心的老师，铭刻在心的往事，心头总会漾起一种幸运和温馨之感。无论走到哪里，这幸运和温馨都一直陪伴着我，成为割舍不掉的南开情结。
回想起来，跟自己最有缘分的有两位老师，一位是罗宗强老师，一位是宁宗一老师，他们的名字中间都有一个“宗”字！而我的名字中间也是个“宗”字，居然跟两位老师同“宗”，真是难以言传的巧合！而意识到这一巧合，却是在我毕业离开母校很久以后。
先说罗宗强老师。
大学二年级后，要写学年论文，确定指导老师。罗宗强老师出的题目是“从《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》谈诗美”，我喜欢古典诗词，就选了这个题目。
我安静本分，羞怯与人交往，外面的事知道不多。当时罗老师被借调去编《南开学报》，并未给我们上课，我对罗老师更是所知甚少。听同学中有人议论，说罗老师是中文系有名的才子，学问功底很深，且作风严谨，有口皆碑，于是暗自庆幸。选这个题目的还有另外两个同学。记得我们总是一块去见罗老师。
第一次见罗老师，是在他家里。老师个子不高，看上去朴实而儒雅。他的书房并不宽敞，也不够明亮，反倒有一种亲密无间的感觉。他让我们坐下，然后讲起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。印象最深的是让我们多看一手资料，多作卡片，占有了第一手的东西才能不作妄言；不要图省事只看二手资料，那样可能会人云亦云。老师还特意嘱咐说：“可能你看了大量的资料，做了一百张卡片，而在论文写作中只用上三两片，这很正常，不是无用功。”我后来才知道，这个“博观而约取，厚积而薄发”的道理，其实需要一生才能搞明白。有时不是不明白，而是你不肯花那样的苦工夫。
跟罗老师初次相见，却是温馨和蔼的促膝长谈，这让我很感意外，一下子踏实了很多。相对而坐中，只觉他是个循循善诱的长者，没有丝毫名师的距离和威严。他讲话语调和缓，不事雕琢，说到动情处，脸上还会泛起红晕，像是带着一丝羞涩。
论文写作过程中又去过罗老师家两次，聆听老师的指导。有一次闲聊中说到郭沫若“文革”中的著作《李白与杜甫》，我们很想从老师这里知道，郭老究竟出于什么考虑非要“扬李抑杜”，是否有逢迎上好之嫌？但出乎意料，罗老师并没有说出刻薄一点的话，相反，他跟我们说：“论学术造诣，郭老是座大山，我们须仰视才见。”这话让我至今记得。这是学问到一定境界的人才会有的相惜与包容吧？但并非谁都可以做到。
还有一次说起各自喜欢的诗人，老师说他喜欢李白：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吾辈岂是蓬蒿人！”一边吟诵着李白的诗句，一边仰头呵呵笑出声来，脸上泛着一丝羞涩的红晕。后来知道当时老师正在写《李杜论略》，对李白当然最有心得。问我喜欢谁，我说喜欢陶渊明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因为我生长在乡村，从小沐浴田园风光，一接触到陶渊明的隐逸诗，便觉有一种天然的接近性。记得老师并不评论我们喜好的高下，只是认真听着每个人的描述，不断轻轻点头。
论文完成时，老师把我们叫去，一一作了评点，最后给我的论文打了“优”。我清楚自己从小没有条件看更多的书，知识功底很浅，头一次写论文，能得到罗老师如此奖掖，更觉格外珍惜。
以罗老师的学术影响力，大概他给了“优”的论文，别人就不好说什么吧，我的这篇《谈诗美》随后在304am永利集团“五四”学术论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，在天津市大学生学术论文比赛中获得二等奖，并且在中文系举办的优秀论文报告会上宣读。那是在中文系最大的阶梯教室，我一个乡下孩子突然站到这所著名学府的讲台上说话，底下还坐着好多学富五车的老师，的确像梦游一样的感觉。
最后一次跟罗老师联系是我到北京工作不久。老师的《李杜论略》出版了，赐我一本。我看完兴冲冲地写了一篇读后感，记得题目是《玉鉴琼田三万顷，著我扁舟一叶》，然后寄给一家相关的刊物，结果是泥牛入海。后来想，单是题目就推敲不够：一篇李白杜甫论著的读后感，却引用张孝祥的词句作标题，多少有点不着调；老师若看了，脸上又会泛出羞涩的红晕吧！
如今回想起来，罗老师这次一对一的指导，影响了我很多。他指导我完成的学年论文，是我第一次撰写的研究文章，义同启蒙；从他这里，我知道为文的境界应该是“大巧之朴，浓后之淡”；他的治学方法、治学态度，一直让我“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。
再说宁宗一老师。
认识宁老师很容易，因为他是中文系里一道独特的风景：每逢外面有名望的人来搞讲座，偌大的阶梯教室坐满了人，宁老师必定坐在第一排紧靠过道的位置。每当讲课的先生讲到比较生僻的字眼儿或者什么引语，宁老师立刻就从座位上冲出来，快步奔上讲台，把这些字眼儿、引语写在黑板上，让我们这些如饥似渴的学子格外感激而钦佩。
宁老师风度翩翩，飘然无滞，口若悬河，我行我素，是中文系老师中个性鲜明、特立独行的一个，也是我们学生中公认的才子。我们有时底下悄悄议论：宁老师就不怕这样恃才外露？但每次看他出场，总是海阔天高，潇洒自若，依旧“风景独好”，也就乐享其成。
30年过去了，宁老师为我们乐此不疲作板书的形象一直浮现在眼前，恍若昨日。我不知宁老师这样为学生义务板书的事后来又做了多久？今日主楼的那间阶梯教室，还有这样坐在一排、为了学生而跑上跑下作板书的名家老师吗？
我们中文系1977级只招了一个班，70多人，老师要把这么多学生认清不容易。宁老师并没有担任我们课程表上的任课老师，他只在我们高年级的时候，在晚间给我们开过讲座。
回想起来，宁老师认识我还是缘于那篇《谈诗美》的论文，缘于那次在阶梯教室举办的论文报告会。记得在报告会之前，宁老师把我叫到他家里，告诉我的论文被选中作报告，同时嘱咐了一些报告会的注意事项。
毕业前不久，有一天宁老师突然找到我，让我第二天下午到他家去一趟。我如约前往。宁老师一见面就说：“走，带你去见一个人。”没想到，他早就给我借了一辆自行车。我们一同骑车走了挺远的路，到了一个我并不熟悉的地方。在一座不大起眼的办公楼里，宁老师把我引见给一位先生，一位大家熟知的文学理论批评家。宁老师让那位先生和我“自己聊”，他则转到其他房间去巡视，特意留给我们一个自由的谈话空间。
那时临近毕业，我已打定主意争取有机会到北京工作，所以我们的谈话近乎“不欢而散”。只记得先生问我是否有意搞文学评论，而我南辕北辙说喜欢搞创作。
那天回南开的路上，宁老师并没有因为我的“不解风情”而生气，他仍是那样的谈笑风生，就像是带我骑车旅游了一番。中间还曾停下来，买了两张电影票。说他喜欢看喜剧电影，好的烂的都看。
我毕业后真的到了北京，巧的是，到北京不久又见到了宁老师。那是宁老师来北京出差，顺便造访田本相老师。田老师也是南开校友，是研究曹禺的名家。那时，他在北京广播学院(现为中国传媒大学)任教，我和他都在语言文学基础部。而在南开时，宁老师曾经教过田老师，所以田老师总是称宁老师为“宁先生”。“宁先生”驾到，田老师叫我去作陪。据说“宁先生”每次光临，必定要去西单排队买一只正宗扒鸡，这次也不例外。我们在田老师家享用了“宁先生”的扒鸡，尽欢而散。
临走时，我送宁老师去公共汽车站。那时广播学院周围还有很多田园，路还很简陋，车辆开过，尘土飞扬。直到今天，我依然记得，在乡间的路上，宁老师不避风尘、神采奕奕的样子。
还有，郝世峰老师，古典文学名师，精心指导我完成了毕业论文，给我写了一个苍劲的“优”字，同时直言“行文略有爽缠”的不足；宋玉柱老师，现代汉语名师，见到我在南开校刊上发表的一篇散文习作，笑眯眯地主动到宿舍找我，说要给推荐到一家大报的文艺副刊；王双启老师，古典文学名师，精通书法篆刻，应邀担任“304am永利集团书法社”顾问，热情参与我们的活动，用他深厚的艺术修养引领我们这些热血青年……30年过去了，往事并不如烟，纵然时异天旋，却历久弥新，诚如滴水之于涌泉。在南开园，几乎所有接触过的老师都给我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，师生间的那份真淳、无私、相惜，让我从心底感恩和思念。
我不知道，今日的南开园，是否依然名师云集，古风依旧？我不知道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，主楼一层的那个阶梯教室，是否依然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？我不知道，马蹄湖畔，周总理纪念碑上，那一行“我是爱南开的”大字，今天的学子，会不会将其深藏内心？
30年过去了，对不起，老师们，我像四处漂泊的游子，还没有回去看看你们。其实，每一个学生都不会忘记老师，都会记着老师的那份恩情。老师的形象，老师的故事，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疏远、淡忘，相反，却日益亲近，日益清晰。
30年过去了，我的罗宗强老师，我的宁宗一老师，我的郝世峰老师、宋玉柱老师、王双启老师……所有哺育过我们的老师们，真的一直想念你们，想在内心深处。你们传递给我的那份南开心香，会生生不息。
